异地维权快速通道应通达全国

　　异地维权难打击了地域内外双方消费者的消费信心，阻隔了地域双方的贸易流通渠道，影响了双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基于对这种不利现实的认识，各地方政府部门和消费者维权组织才不断寻求异地维权合作之路，都在争取早日开通消费维权的快速通道。

　　7月29日，北京、天津、上海、沈阳、青岛、秦皇岛、香港7个奥运赛场城市的消协（消保委）发出联合行动宣言，宣布建立消费纠纷快速调解通道，实行信息交换、分析、反馈和异地投诉、调解，化解消费纠纷；将围绕与奥运会有关的商品和服务，加大监督力度，对重大且带有普遍性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联合采取一致行动。

　　上述7市的消协组织宣布建立异地维权快速通道，这在我国近年来的消费维权发展历程中虽并非首创，但由于该行动依托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一重大现实背景，其“快速通道”未来运行的经验，无疑会对我国其他地区建立区域性消协合作机制，甚至建立全国范围的消费维权共同体，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事实上，此次奥运城市异地维权快速通道的建立，借鉴了此前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运行且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区域性异地消协合作机制的成功经验，并对其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比如，2004年12月底，北京与上海、重庆、香港和澳门等4个城市建立了消协联席会议制度；2005年3月，上海、江苏、浙江三地消费者组织签订了《长三角地区消费者组织合作协议》；2006年3月，北京、上海、重庆、香港、澳门这5个城市的消协又加入了一个更大的消协共同体——环渤海经济区消协联合组织（包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等省市），从而形成了目前国内参与省市最多、覆盖范围最大的消协联合组织。

　　这些区域性消协合作组织的建立及其机制的良性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民生消费作为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引导生产、拉动内需、激活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同时，消费行为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和谐。消费行为的活动半径越大、区域越广泛，消费的自由度和积极性越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越快，社会的进步程度也就越高。有消费就有维权，或者说，维权行为作为消费活动的一种延伸，其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实现的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直接相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消费者异地维权，建立跨省市的区域性消协组织共同体，是我国区域经济不断走向一体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客观反映。

　　我们知道，基于我国行政区划以及自然环境、历史人文、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而形成地域区隔，这是一种必然存在。但长期以来，这种地域区隔的边界由于加进诸多人为因素，特别是区域利益因素而被强化突出，从而在很多情况下蜕变为“地域壁垒”，阻碍了地域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表现在消费维权方面，区域内的消费者维权组织只管自己“围墙”内的事儿，出了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消费纠纷，则不爱管。对消费者而言，在哪儿发生的消费纠纷，在哪儿购买的假冒伪劣商品，就在哪儿投诉，别无选择。如果不是特别贵重的商品，或者不是特别重要的消费，消费者一般不会花费大量物力精力去异地投诉，他们大多会在权衡一番利弊之后，无奈地放弃维权。

　　这种画地为牢、互不相通的维权局面同时造成了两种恶果，一是本地商家故意甚至明目张胆地欺负外地消费者，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能见到；一是制假售假者寻到可乘之机，他们把大量假冒伪劣商品投向外地，与此同时，外地的假冒伪劣商品也不断涌入。异地维权难打击了地域内外双方消费者的消费信心，阻隔了地域双方的贸易流通渠道，影响了双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基于对这种不利现实的认识，各地方政府部门和消费者维权组织才不断寻求异地维权合作之路，都在争取早日开通消费维权的快速通道。

　　当然，实现区域间异地消费维权通道的畅通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目的是要打破全国所有区域间的“地域壁垒”，实现消费维权全国一盘棋。应该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全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加上全国范围内所实施的法律法规的一致性以及政府职能部门、消费者维权组织的责任与使命的相同性，为全国范围内开通异地维权快速通道提供了可能与法律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消费者一定能够乘上可以通达祖国大江南北的维权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