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经营或许能减缓水产品安全的监管难度

　　
　　水产品安全的监管难度要远大于其他农副产品，品牌经营也许会找到一条破局之路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把营养性需求作为食品消费的第一需要，我国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已经超过禽蛋，仅次于猪肉，处于副食品消费的核心地位。但当我们吃得起海鲜等水产品的时候，安全问题却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2006年“中国餐桌十大危机事件”中，涉及水产品的就有四件：包括北京市确诊70例因食用福寿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出口阳澄湖大闸蟹检出致癌物质硝基呋喃类代谢物；上海市抽检冰鲜或鲜活多宝鱼，30件样品中全部被检出硝基呋喃类代谢物，部分样品还被检出孔雀石绿、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氯霉素、红霉素等多种禁用渔药残留；香港发现抽检桂花鱼中含有可致癌的孔雀石绿等。

　　一系列的水产品安全事件，不断敲打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经，引发人们对水产品安全的关注和思考。接受采访的食品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由于水产品的特殊性，其食用安全远比其他农副产品更难监管。

　　六个部门难管一条“鱼”

　　全国工商联水产业商会副秘书长吴湘生认为，不仅是水产品的鲜活性增加了管理难度，更重要的是随着水产养殖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违法活动越来越隐蔽，产业分工可能带来越来越多的污染环节和污染源，水产品污染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而大宗水产品的国家标准长期缺席，监管部门职责分割各管一段。这些原因都使得水产品这条“鱼”越来越难管。

　　市场的巨大需求导致近年来我国水产行业一哄而上，尤其在单一品种上的过热竞争，导致恶性循环。养殖的人越多，相对利润就越少，养殖户为了多挣钱只能超水体负荷养殖。

　　农业部首席专家王武在调查了多宝鱼事件真相后说，一些不正规的个体养殖户，在5米长、6米宽、水深30多厘米的鱼池里硬挤了2000条多宝鱼，密密麻麻地潜伏在水底。养殖户为省钱，甚至根本不给鱼换水，更谈不上净化和自滤等，为了防止死鱼，只好给鱼吃药。

　　我国《渔业法》规定，陆地工厂化养殖可以不办证。事实上，国内大部分小养殖场货源杂，不规范。有的小养殖场随便搭个棚子，垒几个池子，就能育鱼苗。人住在池子边上临时搭的小棚里。人和鱼在一起，很不卫生。鱼有病以后乱投药，不管是不是违禁药，更不管药物残留是否超标。

　　“目前市场上生产饵料的厂家，有90%是不合格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宝鱼之父雷霁霖说，“不合格的饵料往往本来就含有违禁的添加剂，不好的饲料加上不好的环境，鱼很容易生病，这又导致了养殖户经常用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科技的发展，用化学药水泡鱼等“先进高明”的“制毒”技术随之“应运而生”；在分工进一步细化后，导致水产品被污染的几率剧增，一条鱼吃的饲料可能含激素、运输过程可能被孔雀石绿浸泡、制成鱼罐头又可能添加防腐剂。

　　专家指出，近年来问题食品越来越隐蔽，也越来越难以查处。污染源头越来越靠近上游，往往与原料、辅料甚至辅料的原料直接相关。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主管水产品质量安全的一名负责人坦言，样品检测所需的人力和资金成本都很高，按现有条件，大量监测并不可行。一般的检测只能查验甲醛、菌落总数等个别指标，估计还有大量产品从未被纳入检测范围。此外，类似于大闸蟹等大宗水产品的国家标准长期缺席，导致品质监管没有技术标准可依。

　　包括渔业、质监、食监、卫生防疫、检验检疫和工商，六个部门共管一条“鱼”，而部门分割“各管一段”的监管体制，导致谁都没有管好。例如，渔业部门只负责生产环节的管理，可是水产品在运输、销售环节中，都有可能为了保鲜加入药物，渔业部门就不管了。

　　一条问题鱼毁掉一个产业

　　多宝鱼事件后，有关部门相继发出“消费预警”，立即殃及全国“一池鱼”。以山东为例，全省当时有5000万尾多宝鱼即将上市，养殖企业遭受重创。事实上，据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经贸处处长傅日新介绍，上海“多宝鱼事件”发生后，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紧急组织了一次监督抽查，分两批抽取了32家企业的56个样品。经检测，禁用药氯霉素的合格率为94.6%，孔雀石绿和无色孔雀石绿合格率为92.9%。这意味着，山东的大部分多宝鱼是合格的。

　　然而这种“合格”，却淹没在消费者的一片恐慌之中，难以再稳定消费者的安全信心。中科院院士雷霁霖对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陷入危机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个产业，“十四年靠大家辛勤培植起来的多宝鱼产业面临崩溃的局面。”

　　在不少水产专家看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前河鳗、大黄鱼、甲鱼等特种养殖业，也都因为残毒事件，在短短几年里经历了从“火热”至“严寒”的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上海发生的“毛蚶”事件，就使全国的毛蚶养殖业陷入低谷，至今也没有再发展起来。也就是说，一条问题鱼很可能毁掉一个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