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消费应订新标准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两会期间对媒体称，为遏制官员滥用公款，铺张浪费，国务院正在制定“楼堂馆所”管理办法，还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各级别官员可以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有定性标准。

　　作为遏制官员腐败行为的一项措施，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对于规范官员职务消费，制约各部门建豪华办公楼将有一定的作用。有了标准，职务消费才有章可依，哪些是违规行为，哪些是合法行为，才会一目了然，只要越过雷池，就可能受到处罚。国内长期存在的政府大建“楼堂馆所”行为，豪华职务消费行为，许多是因为没有制定严格明确的标准，为不正当的职务消费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不正当职务消费等行为，其实就是对权力的滥用行为。先哲们早就一再告诫大众，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的时候就可能产生滥用，就可能产生腐化行为。而要防范权力滥用，首要的就是制定标准。如果没有标准，就无法评判是非，无法分清哪些是违规行为，哪些是正当行为。由此可见，出台标准，就能指导官员们的行为，让他们能预期到行为的后果，这既有利于行政行为的明确性，防止腐化行为的发生，又可以降低行政成本，节约公共财政支出，打造节约型政府。

　　但“徒法不足自行”。如果只有标准而不能严格执行，这些标准也将是废纸一张。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中国有句老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心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成为扭曲法律法规政策执行的负面力量。就拿公款消费来说，过去官员的公务用车和公务用餐都有标准，但执行的结果却是公款吃喝、公务用车的费用动辄达数千亿元。全国政协常委刘志忠前天说，按照中央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但现在县处一级的领导都配有专职秘书。全国人大代表潘守理说，这种违反规定配备专职秘书，实际上是一种违规职务消费，是另一种性质的职务腐败。

　　这些违规职务消费行为以及违规建豪华办公楼的做法，早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称，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２００３年已上升到１９．０３％，远远高出日本的２．３８％、英国的４．１９％、韩国的５．０６％、法国的６．５％、加拿大的７．１％、美国的９．９％。２８年里，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１４０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为２４％。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３％至６％。这种浪费行为，许多是没有标准造成的，但更多的是标准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所致。因此，遏制违规职务消费行为，制定标准很重要，但严格执行这些标准更重要。只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打击一些官员寻找“对策”的规避行为，促进标准的执行，才会起到约束违规消费的行为，否则，标准沦为废纸也可以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