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深圳特区30年,其发展史就是一部英雄史。30年,他们劈山开路、试错求变,将只有2.6万人口、“一眼便能够望到尽头”的宝安镇,变成了拥有1400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
蛇口工业区打响改革开放第一炮,“中国第一街”中英街迎来熙熙攘攘的人流,国贸大厦上演“深圳速度”,土地拍卖敲响第一锤,国企股份制改革“试水”……然而,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可能永远由英雄来书写,一座城市要走向成熟,它前进的车轮就不应该再寄希望于少数的先锋人物,而是应该构建一套先进的制度,用制度去激发草根民众的创造性、保障民众的幸福。
从英雄时代到制度时代,30年后的深圳,是否已经做好再出发的准备?邓小平曾经鼓励深圳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这条“血路”就是体制的突破与重建。过去30年,深圳在分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价格调整机制等体制变革上的贡献有目共睹,这些体制的变革使深圳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框框,探索出一条市场配置资源的新路。这些制度的确立,托起深圳经济的腾飞,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寻找到了立足点。
但是,经济体制上的突破只能提高城市的GDP,却不能将城市引向真正富足;它可以使城市的部分民众实现富裕,却不能令全部居民幸福。完善的制度应该真正保障城市人民的生存、发展、安全、民主的关键性利益。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保障等制度上有所突破,深圳才能完成从经济改革“试验田”到真正意义上现代城市的飞跃。
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深圳案例馆,题为《深圳大芬,一个城中村的再生故事》的展览或许是深圳从今天迈向明天的一个最好的注脚。它记述的是深圳大芬村成为全球油画产业链的历史,折射的却是整个深圳成长的历程。这个占地仅0.4平方公里的城市边缘村落,因为香港画商的介入,渐渐演变成一个进行油画创作、临摹、收集和批量转销的油画产业基地。远在巴黎的“城市最佳实践区”国际遴选委员会的委员们,从深圳送选的30个案例中选中大芬村,因为它反映了“最当下、最尖锐、也是最中国的城市现实”——一条全球化、高GDP,却缺乏创造性的产业链;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创造了社会财富,却缺乏社会保障、处于城市边缘的新移民。
低端制造业的困境、城市平民的权利、城市的再分配等等,大芬村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及其所期待的未来,恰恰就是深圳今天所要面对和所要追求的。
这是再次出发的起点,深圳准备好了吗?